《极圣解脱大手印》 最快捷成就的无上顶圣佛法
能海上师是近代显密圆融的著名爱国高僧，三十九岁礼涪陵天宝寺住持佛源老法师出家，为禅门临济宗第四十四世法脉。出家后两度入藏求法，礼西藏大德高僧康萨老喇嘛为师，尽得喇嘛显密法要、衣钵真传，获藏传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第二十八代嫡传。一生致力于建刹安僧、讲经说法、注译经典，尤其在沟通汉藏佛教文化及和平解放西藏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，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、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、四川省政协委员及山西省政协委员。
人生的轨道时有变化，这种变化有时就决定于一悟的一念之中。一代高僧能海法师就是从驰骋疆场的威武军官，而成为吃斋念经的佛门弟子，从而走完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。
能海法师俗姓龚，名学光，字缉熙。1886年腊月二十二日，生于四川省绵竹县汉旺场，父亲龚常一，曾在成都经营古董，后来全家迁住绵竹县城。龚常一以小商贩为业，能海法师10多岁时，父亲便把他送到一家绸缎铺当学徒。父母去世后，能海法师只有依靠姐姐为生，尝尽了生活的艰辛。
庚子之乱后，清朝政府日益腐败，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，激起每一个爱国男儿的热血沸腾。能海法师满怀青春热血，弃商从戎，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，与刘湘、刘文辉等同学。能海法师刻苦攻读，成绩优异，毕业后就被派赴康定任侦察大队长，不到一年，就升任营长。1909年，能海法师被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官。当时，朱德正在该堂上学。解放后，能海法师在北京见到朱德总司令，朱总司令还追怀这段师生之谊，说:“别来将近40年，老师的面貌虽老了些，但精神还和早年在云南时差不多，可喜可贺。”
1911年武昌起义后，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，四川政局动荡，政府不断更迭，先是督军赵尔丰退位，蒲殿俊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任都督，接着尹冒衡平息兵变杀了赵尔丰继任都督，扩编了军队。能海法师随着援川部队由云南回到四川，任第四镇管带(营长)，在成都驻防，后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。
1914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能海法师在成都提督街三义庙听佛源法师讲经，大为醉心，遂拜在佛源法师门下为弟子，开始热心地研习佛法。
当时，四川军阀混战，战火遍及全川。人民在战乱之中受尽苦难，而军阀只想扩充实力，扩大地盘，互相残杀，互相吞并。刘湘在混战中一升再升，由营长升为军长，以至川军前敌总司令，为了巩固军队基础，把原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尽量招纳进来委以重任。能海法师也被招到刘湘部下。这时，能海法师已开始信佛法，不愿当带兵官，只任了幕僚职务。刘湘派他以该部顾问名义，去北京与各方周旋。能海法师常常奔波于北京、天津，上海、武汉、重庆之间。1915年他还东渡日本，考察政治实业，与此同时，他对日本佛教盛行颇有感触。回国后，每到一处总是竭诚访求名师，研习佛法。在北京时，他经常诚恳地向北京大学哲学教授、佛学家张克诚先生学习唯识之学，每天徒步往返40里。1921年以后，他辞去外务，在成都少城公园办“佛经流通处”。1924年，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，取法名“能海”，剃度后即到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。当时39岁。
能海法师由军官成为佛门弟子，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，他早年在陆军速成学堂加入同盟会，积极投身国民革命。后来，川军中拥护袁世凯的将领反对国民革命，积极出兵作战。速成同学中同情国民革命的被杀不少。能海法师看到昔日同窗惨遭杀戮，血流成河，内心悲痛，转信佛法。另外，能海法师家庭不幸，厄运连起。他元配夫人庄氏早逝，留下一女，后娶张氏，又娶庄氏之妹，生下一子，和他感情很好，没想到会一病不起，这使能海法师陷入极度伤感之中。他受到政治、家庭两方面的刺激，一遇到“五蕴皆空”，“度一切苦厄”的佛家妙旨，便萌发了剃度出家的念头，以便解脱内心的苦恼而发心向佛，以期“自利利他”。
能海法师受具足戒后，在宝光寺住几个月，一面学习戒律、禅教诸宗，尽涉堂奥；一面积极准备赴西藏学法。在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学习藏文藏语。1928年5月能海法师进藏学法，历时4个月，于9月抵达拉萨。旅途备受艰辛，到拉萨后，即拜在著名大喇嘛康萨门下为弟子。在藏学习约10年之久。学习成绩优异，康萨对能海法师戒行精进，尤为赞赏，把自己用的衣、钵和许多珍贵经典交给能海，这说明康萨已认定能海是继承他法流的承传弟子了。
1936年，能海法师离开西藏；取道尼泊尔、印度，乘海轮回到祖国。能海法师先在上海讲经，继赴五台山广济茅篷闭关。出关后不断从事译述，为弘法准备，并在上海、太原等处多次讲经。“七七”事变爆发后，能海法师率弟子20余人返回四川。成都文殊院法光和尚请其住南郊近慈寺。寺为文殊院下院，年久失修。能海法师率弟子数十人来到近慈寺，惨淡经营，不但复其旧观，还先后建成威德殿、大师殿、藏经楼、沙弥堂、译经院、金刚院、方丈寮等建筑，蔚为一大伽蓝。在这里，能海法师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。国内各寺院僧人闻风前来学习，其中有许多成为能海法师的著名弟子。当时许多军政要员，作为在家居士，也有不少前来听讲经说法。能海法师讲经，因其教理圆融，人情练达，又具有辩才无碍的素质，深入浅出，妙喻横生，信手拈来，都成妙谛。故能摄引上中下三根都能各得其趣味，所以，听众非常踊跃。
能海法师在近慈寺的日课和戒行，都是非常严谨的。不仅绝对素食，而且还实行过午不食，每天早晨3点钟便到大殿上座，开始讲经，或在讲经前先讲一些寺内的事务问题，约两小时讲毕，下座后进早餐。上午9时至11时又上座讲经，12时前进午餐。午餐后是会客时间，下午有时也讲两个小时经，不讲经则译经或静坐。傍晚有时同居士们在寺内园林中散步谈天，前半夜静坐。总之，全日夜在榻上时除静坐修止观外，如微有倦意，也只能盘腿靠靠，绝不容许倒头大睡。多年如此，没有毅力的人是不可能办到的。能海法师带头这样做，也要求全寺僧众都谨严地完成这样的日课。
绵竹云雾寺是能海法师每年夏天都去的静坐之地。他静坐不在寺内，而在另修的茅篷内。静坐不是简单的事，而要按功夫深浅分为几个等级，不仅课目不同，而且场地也有区别，必须达到一定的等级者才能在茅篷静修。可以随他去习静坐的弟子能坐茅篷静修者不多，其余功夫浅的只能在寺内静坐。
1940年，康萨格西愿意来内地弘法，能海法师亲自去迎请，再一次入藏。康萨因病没能来内地，把自己的衣钵、法器尽授能海法师，嘱其回到内地弘传其法。于是，近慈寺道场成为沟通汉藏佛教中心。藏僧来成都，必朝近慈寺，对道场风规，均甚赞叹。能海法师建立译经院，自题门联云：“通圣言而遍寰宇，导世界以趋大同。”能海法师致力于汉藏团结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能海法师说法49年，影响遍及国内外。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函请他去美国弘法，能海法师没有去。林森亲题护国金刚道场匾额，能海法师视之漠然。蒋介石曾派人邀请能海出任“国民参政会”的参政员，以后又征聘他加入“陪都宗教联谊会”，他都毅然拒绝。能海法师不仅深于佛法，而且对政治很有见解，绝不随波逐流，图谋虚荣。他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，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的事。他常说：共产党拯救人民大众出苦海，这是好事，我们佛教徒应该拥护。成都解放前夕，有一位僧人从上海来到近慈寺，对大伙说：“共产党要消灭宗教。”能海法师知道后，立刻叫当事人把他赶走了。有一次，能海法师在彭县修舍利模型塔，彭县住着一些起义军，共产党的代表也住在彭县，县城十分宁静，人们都高兴地议论解放的事，能海法师也高兴地和大家谈论着，监工修塔的僧人跑来对法师说：“赶快把塔顶安上吧，不然共产党来了……”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能海法师就生气地说：“来了怎么样？中国人嘛，又不是外国人。”
能海法师相信中国共产党，还尽力帮助共产党。有一次，他不顾旅途劳累从彭县赶回成都，设法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共产党人王干青。他们同是绵竹老乡，也是好友。可是，当天晚上，王干青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。后来，能海法师专门为这些死难烈士念经，以示超荐哀悼。1948年，有个叫成佛的僧人，国民党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员，将他抓走，能海法师千方百计托人把他救了出来。
成都解放不久，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人来见能海法师，商谈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。能海法师给西康、西藏的友人写了一封信，说明共产党保护宗教的立场，要他们配合进藏部队，和平解放西藏。同时，能海法师建议进藏部队要执行宗教政策，还建议把班禅接到北京。不久，西南军政委委员会来信要能海法师一同随军进藏。能海法师虽因年老体弱未能同行，但派了刚从西藏回来不久的弟子隆果随军进藏，做了不少工作。
全国解放后，能海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后当选为第一届、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52年12月，出席过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会议。取道莫斯科，经蒙古回到北京。
1953年，能海法师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造林，定居于中台下五里之清凉桥。此地处于高寒地带，能海法师已届70，但译经讲律，老而弥笃。常率僧众与山上农民通力合作，修渠植树。1955年，赴新德里参加亚洲和平会议，取道仰光回国。
1966年，能海法师在五台山碧山寺圆寂，享年81岁，遗骨塔建于善财洞侧宝塔山麓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题塔铭，文曰：
承文殊教，振锡清凉。
显密双弘，遥遵法王。
律履冰洁，智刃金刚。
作和平使，为释宗光。
五顶巍巍，三峨苍苍，
閟塔崇岳，德音无疆。
